2019-08-05 14:35:02
工作中的赵嘉福(摄影:上海图书馆肖允喆)
赵嘉福在重庆传习所指导学生学习修复技艺
赵嘉福在第一期全国传拓技术培训班上演示
赵嘉福在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组指导
纸质文物如古籍、书画、碑帖的修复装裱,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技艺。明人周嘉胄在著作《装潢志》中,特别强调纸质艺术品修复装裱的重要性,称“装潢优劣,实名迹存亡系焉”。既然干系如此重大,那么“装潢”优劣的核心因素又是什么呢?周嘉胄开宗明义指出:是人。所谓“古迹重装,如病延医”“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是也。
时至今日,虽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与周嘉胄所处的时代不啻天壤之别,但在纸质文物修复装裱领域,手工技艺仍然至关重要。正因如此,“良工”的培养仍然是为“故物续命”的关键因素。不过,由于古籍修复技术难度大、学习周期长、人才培养成本高,以及特殊时期传统技艺中断、公藏单位人事制度与修复人才选拔需求不匹配等制约性因素相叠加,导致本世纪初古籍修复行业人才断档、修复技艺面临失传。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随着政策调整,公藏单位古籍修复人员地位大幅提高,高学历的年轻图书馆员乐于选择修复岗位作为终身职业,古籍修复人才梯队建设有了明显改善。
古籍修复作为一种“运用之妙,在乎一心”的传统手工技艺,历来以经验为尚。各门各派均采取师徒相传、口耳相授的教学方法,少见文字描述,更不要说标准量化。因此,即便年轻修复师有较高的学历起点,如果指点乏人,也不能独立掌握修复技巧,遑论令残破珍籍“随手而起”。在这种情况下,老一辈修复师,特别是著名修复专家传帮带的必要性凸显出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之初,一些老修复专家虽然已退休,仍纷纷请缨出山,不但帮助本单位培养青年人才,还奔走全国各地,或担任传习所导师,或教授培训班课程,或在高校古籍保护专业执掌教席。
上海图书馆著名古籍修复专家、74岁的赵嘉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实施后,他不顾疾病缠身,在全国多地主持修复培训班;先后在辽宁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三家修复技艺传习所担任传习导师;在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担任特聘教授,指导古籍保护专业硕士,秉持和传承“大国工匠”锲而不舍的钻研奋斗精神。
成长在新旧交替之际的“幸运”国手
当今古籍修复界能称“国手”者有数人,技术特长各不相同,赵嘉福以“博雅”著称。所谓“博”,是指他技术全面:古籍修复、书画装裱、镌石刻字、碑帖传拓、碑帖装裱,五项全能。所谓“雅”,是指他的技术风神俊逸,无论手法还是作品,都兼具艺术气与学者气。
赵嘉福的技术特点的形成与其成长经历密不可分。抛开其他历史变迁不谈,单从一个修复师的学艺之路来看,他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其幸运程度不但同时代的同行难以企及,即便上溯下延,较之中国手工技艺传承史中的良工巧匠,亦不多见。
1961年,17岁的赵嘉福被分配到上海图书馆古籍部修复组工作,是组内唯一的年轻人。当时与他同组的都是“带艺入馆”的老手艺人,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在上海、苏州、扬州、镇江等地,或独立经营书铺,或在大藏书家、书画家的私宅中做书籍字画修复装裱。他们青年学艺,都是按照传统的师带徒模式,门派泾渭分明,手法代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老手艺人纷纷进入公藏单位,门派虽未完全打破,但手艺技巧已经有了交融互通的趋势。赵嘉福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进入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组的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手工技艺发展大背景下开始学习修复技术。
赵嘉福入馆后,正式拜苏派石刻“国手”黄怀觉为师。黄怀觉精于刻裱工艺,被郑逸梅先生誉为“刀法佳妙令人莫测,为近百年所未有”。因与大书画家吴湖帆相得,经吴引荐,就职上海图书馆。赵嘉福笑着回忆,上世纪60年代的师徒关系与旧式手艺人师徒关系有两个根本区别:一是不能打,二是不能骂。至于徒弟要在生活上敬师如父,在学艺时规规矩矩,那是绝没有二话的。师傅做活,徒弟打下手,师傅一个手势,徒弟就要马上把合用的工具递到手边,严丝合缝,决不会出错。
除了本门师傅外,在单位体制下,赵嘉福还可以借帮忙打下手的机会向组内各门派老先生请教学习,这是旧式手艺人无法做到的。在学艺初期,赵嘉福向修复大家曹有福学习修书,向来自镇江、扬州的装裱师傅学习装裱。勤学苦练之下,他很快就在各个技艺门类上全面开花,对以苏州、扬州地区为代表的“南派”技艺有了较高程度的领悟。
1964年,文化部在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举办古籍修复培训班,赵嘉福受上图委派北上进修。在北图期间,赵嘉福师从琉璃厂出身的“北派”国手张士达,边学习边实践,很快掌握了“北派”的古籍修复技法。赵嘉福说,南北方因为气候条件和审美风格不同,修书、裱画、传拓的技法不尽相同,二者无所谓高下之别,总以因地制宜为上。
在北图进修两年,兼习南北两派、技术日臻成熟的赵嘉福回到上图,担任古籍部修复组组长。上世纪80年代初,赵嘉福在时任上图馆长顾廷龙的举荐下,为上海龙华寺镌刻赵朴初先生题写的石碑,其技法之精妙备受业界嘉许。1990年,江泽民同志为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纪念碑题写“丹心碧血为人民”七个大字,上海市政府面向全国广求良工,先由应征者分别刻字,主办方再采取“匿名评审”的方式,择其最精善者中选。最终,赵嘉福在全国石刻高手中脱颖而出,亲手为陵园勒石铭刻。良工手迹,刀笔俱见,苍劲跌宕跃然石上,不但无忝国手之名,更堪与园内长眠烈士的丰功伟业相匹配。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除了修复师的本行技艺之外,赵嘉福的过人之处更体现在另外两点上:一是艺术气,二是学者气。换言之,如果只是在技术方面师承名家、既精且博,那么如陆游诗中所说,也只是“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称之能工巧匠可也,称之“国手”则有所不及。那么怎样的经历才能成就“国手”呢?赵嘉福用他的“幸运”告诉我们: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看过赵嘉福演示碑帖传拓的人都说,赵先生传拓的技术手法带有很强的艺术表演性,叹为观止。单是用鬃刷将湿润的薄纸紧覆在碑面上这一个步骤,他就能肘腕并用,将刷子舞得虎虎生风,令刷子在与纸的碰触摩擦中发出节奏感极强的“唰唰唰”声。其动作之协调、风度之潇洒、韵律之明快、技法之圆熟,让已经有些基础的学生们既瞠目结舌,又钦佩不已:“这回知道为什么管行家里手叫作‘有几把刷子’了。”
赵嘉福技术中近乎天成的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从事古籍修复之前的职业——上海民族乐团的二胡手。赵嘉福自小热爱音乐,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民族乐团,专业学习二胡演奏,后因上世纪困难时期文艺单位要压缩编制才转岗到了上海图书馆,改行古籍修复。这段时间不长的艺术工作者经历,给赵嘉福后来的修复师生涯带来深刻的影响。首先是磨炼耐性,练习演奏的枯燥与修书裱帖的寂寞是相通的,能让一个十七八岁小伙子静得下心、沉得住气。其次是塑造审美,学艺术的人在观察力、感受力、表现力方面往往胜人一筹,这也是赵嘉福修书传拓能在平整清晰基础上讲求精美灵动的原因。
除了艺术气,赵嘉福的作品中还颇有学者气。自古以来,古籍、书画、碑帖的修复装裱,因与文人学士的生活情趣联系紧密,故而修复者需重“文气”、淡“匠气”,才能为人称道。对于这一点,17岁开始学修复的赵嘉福并不理解,但有心培养他的上海图书馆老馆长、著名学者、书法家顾廷龙非常清楚。所以,自赵嘉福步入上图修复组伊始,顾廷龙就亲自为他制定传统文化学习方案:除了让他到夜校上课,获得高中文凭之外,顾廷龙又邀请上图古籍部的潘景郑、瞿凤起两位先生为他讲授古汉语与版本学,每周一个半天;自己辅导他学习书法,每天一个小时。
潘景郑出身吴县潘氏,清乾隆以后代出名宦。潘氏家族雅好藏书,如潘祖荫“滂喜斋”、潘祖同“竹山堂”等都享有盛名。潘景郑是潘祖同之孙,师承章太炎、吴梅等大学者,在合众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馆、上海图书馆任职,学问渊博。瞿凤起是晚清四大藏书家、常熟铁琴铜剑楼的继承人,一生致力于版本目录之学。新中国成立后,瞿氏家族将藏书捐让给北图、上图等,瞿凤起则赴上海图书馆就职。顾廷龙与潘、瞿两位先生的组合,让当时的上海图书馆星光熠熠。能同时得到这样三位大家的指点,大约是一流高校专门研究古典文献学的博士生也难有的荣幸,而以赵嘉福的幸运,却让他们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启蒙老师。今天,当学生们惊叹“国手”赵嘉福修复古籍时能看版本,刻字刻碑能展现书法精神时,自然也能认识到传统文化底蕴对于修复工作者境界提升的重要意义。
不遗余力将技艺传承下去
青年时期的赵嘉福,一个学生拜南北各派师傅;古稀之年的赵嘉福,一个师傅带东西部几省的学生。于是,在集良工技巧、艺术气质、学者风范的赵嘉福身上,又多了一份师者精神。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实施后,赵嘉福即便身患癌症,两次手术,仍坚持奋斗在全国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第一线。除多次担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全国古籍修复、碑帖传拓培训班老师,培养大量学员外,还先后担任辽宁、重庆和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传习所传习导师,收徒16人。2014年,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赵嘉福成为研究院特聘教授,在为所有古籍保护专业硕士开讲古籍修复课程的同时,还担任两名修复方向硕士生的导师,全面指导他们完成学业。赵嘉福虽然一辈子做闷头雕琢的手工活,却颇具口才,课堂讲授生动活泼,操作演示精彩绝伦,再加上克勤克俭、精益求精的老派工匠作风,让复旦大学这样名校的研究生和省级图书馆高学历的年轻修复师们佩服敬畏、乐于追随。
在一般人看来,作为成名已久的“国手”,赵嘉福只要坐在上海的家里,上门请求刻章、刻碑者会不计其数,既便于养病,收入也比四处奔波、上课带学生丰厚得多。不过,师承多家、艺通南北的成长经历塑造了赵嘉福开放、包容、积极的心态。他说,如今自己师傅一代的修复大家不在世了,作为师傅们的传承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修复师,他必须为这门技艺传承发展担当重任。所以,他愿意带徒弟、愿意给学生上课,只要年轻人能够尊重传统、全心向学,他就愿意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本领教授下去。特别是在生病以后,他的这份心愿就变得更加迫切,甚至有些急不可耐。一次,赵嘉福原计划到重庆传习所上课,但赶上自己做手术,不能前往,只得安排自己在上海馆的高足邢跃华赴渝代课。即便如此,赵嘉福仍心有所系,下了手术台、麻醉劲儿刚过,就在病床上打开手机,仔细观看学生们发在微信上的工作视频,并远程指示学生:“拓碑的大致方法很容易掌握,但细节才是决定水平的关键。你们要细心观察邢老师的每一个动作,尽量模仿,才能有所提高。”重病在身的老先生刚下手术台就在线辅导,令学生们十分感动。当有人问到此事时,赵嘉福平静地说:“我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我必须尽快把手艺传下去才行。”
现在,已经遍地桃李的赵嘉福经常通过微信视频、图片对全国各地的年轻修复师进行指导。他2017年8月到访国家图书馆,本来是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领导座谈,并接受笔者采访。但座谈一结束,他就表示,中午不必休息,可以马上到国图文献修复组去,与年轻修复师们交流技术问题。他还特别提出,修复组有一位叫田婷婷的姑娘,此前虽未谋面,却慕名与自己加为微信好友,通过观察田婷婷微信朋友圈展示的修复成果,他认为这个年轻人有潜力、技术很不错,这次正好借机一见、当面讨论。来到修复室后,赵嘉福才发现,何止田婷婷,几乎每一位国图的年轻修复师,都在各期古籍修复、传拓、装裱培训班上听过自己的授课,他对每位学员的面孔和修复成果也多少有些印象,只是对不上人名而已。在年轻人的簇拥下,赵嘉福来到裱画台前,就大家的疑难问题一一作答,结合南北两派技法进行现场教学,并鼓励大家多在微信上互动交流,他可以随时答疑解惑。
在师带徒模式中成长的赵嘉福,为人学艺特别讲究规矩。他说,无论修书裱画还是刻石传拓,高手之高往往体现在微小的动作细节上,而这些技术的养成,靠的是几十年日复一日的枯燥磨炼与用心体悟,师徒间的耳提面命更是不可或缺。年轻人如果不能恪守技术规范、虚心请教师傅,是不可能学到真功夫的。现在的年轻古籍修复师,虽然普遍学历较高、对修复技艺的理论总结能力较老一辈有优势,但在注重规矩、追求细节、勤学苦练方面,差距还十分明显。对于弟子们在工作中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赵嘉福毫不避讳,每每当场指出甚至严肃批评。在他看来,目前的修复技艺传习所模式,是对继承传统师带徒模式的有益探索。不过,由于地域间隔,师徒共同工作、交流的时间较短,对弟子的系统性指导特别是规矩养成还很不够。如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运作机制、优化培养模式,年轻修复人员的成材率将会有更显著提高。
修书修心,延续绝技,传承文明
作为历史从未中断的文明古国,我国现存汉文古籍有20万个品种、约50万个版本、超过3000万册件(如含民国线装书可达到5000万册件),20多个语种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超过50万册件。破损古籍约占全部的1/3,修复任务极为艰巨。而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前,全国范围内的古籍修复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奇缺,总计不到100人,且在年龄结构、学历层次、资质待遇方面存在不少问题,面临严重的高层次人才断档风险。
为尽快摆脱这一困境,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多措并举,通过在各地举办古籍修复培训班,组织短期集中培训;在有条件的重点单位设立修复传习所,进行师带徒长期指导;在部分高等院校试点古籍修复硕士学位教育,培养综合性高级修复人才,构建古籍保护学科体系。迄今为止,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共开设古籍修复(含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传拓培训班49次,培训学员1553人次;设立修复技艺传习所23家,收徒177人。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等高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合作,开设古籍修复相关课程、讲座,培养古籍修复方向硕士研究生。
上海图书馆是全国古籍修复界的龙头单位之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10年来,上海图书馆累计修复破损古籍19733册、1095543叶,占全国修复总量1/10以上。在此基础上,上图也成为全国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的重要师资输出地。2015年11月,赵嘉福在上图的得意门生、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文献保护修复部主任张品芳赴湖北省古籍修复传习所担任传习导师;2016年10月,赵嘉福的另一位弟子邢跃华也在福建就任传习导师。除了“赵门”弟子遍布全国外,赵嘉福的同辈“国手”潘美娣同样桃李满天下:她在山东、安徽两省的修复传习所担任传习导师,又受聘中山大学,指导古籍保护专业硕士。而上图的另一位资深修复专家童芷珍,则与赵嘉福一起在复旦大学收徒。
当然,不仅仅是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杜伟生、胡玉清、张平,故宫博物院的徐建华,天津图书馆的万群,也都是古籍界的“空中飞人”。每天忙忙碌碌,不是在修复室里,就是在赶往修复室的路上。灵慧虚和、心细如发,谓之匠心;传道授业、艺高德范,谓之师表。“赵嘉福”们正在用这样的能力和品格修书修心、延续绝技、挽救国宝,感染青年、传承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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