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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行健向广州美术学院捐赠400件作品

2019-09-09 14:33:46

大美非遗-由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办,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承办,广州美术学院科研创作处、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协办的“行健——潘行健艺术研究暨捐赠作品展”于2018年11月16日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开幕式与研讨会。  潘行健此次所捐赠的版画代表作品和大量速写作品是新中国美术教育模式变奏的一种直观呈现,不仅成为广州美术学院的珍贵藏品,更是学校院系从成立到发展脉络的重要梳理及体现。广州美术学院院长李劲堃表示:“像潘先生这样艺术人生与广州美术学院的发展同步的重要艺术家案例,我们能够完整地收藏其作品,无疑就是珍藏了一段有关广州美术学院建设与发展的历史。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个丰富案例的建立,我们对于广州美术学院以及由广州美术学院所辐射的美术史、美术教育史才能具有清晰的认识,从而在历史的脉络上有的放矢地开展当下和未来的工作。”  2018年是广州美术学院建校65周年、版画系建系60周年的重要年份。潘行健于2017年9月向母校表达了捐赠作品的意愿,这是他回报学校的一项重要举措。他将捐赠自己创作的版画、速写、版画原版木板等共计400件,涵盖了从附中时代直到现在、凝聚了他一辈子心血的代表性作品。展览将围绕他的版画创作、研究、教学与传承等几个方面展开,力图全面回顾艺术家的艺文事业。  潘行健在总结自己的版画创作时如此说道:“这是一种内心的追求——它是精神的,不带任何功利因素;它是情感的,不需要任何道理;它是个人的,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版画,是一种追求——刻了几十年的木刻,终于悟出了这个道理。”  据了解,潘行健是广州美术学院首届附中毕业生、广州美术学院首届版画系本科毕业生、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第一位留校任教的老师、广州美术学院第一位版画专业背景的副院长。这四个第一奠定了潘行健的版画艺术生涯与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的发展、教学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为广州美术学院、为广东乃至全国的版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潘行健回忆称:“从1958年广州美院建校到如今整整60年,我从未离开过广美校园,创作、教学、行政管理成了我这几十年人生的基本内容。当然,作为一个教师,教学是本职。事实上,对教学工作的付出与收获,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  此次所捐赠的版画代表作品和大量速写作品是1949年以后,中国美术教育模式变奏的一种直观呈现,同时,他的教学与创作经历与广州美术学院的版画系科建设、教学与研究,乃至中国版画的时代变迁密切相关,而此次他将其近乎所有的作品慷慨捐赠给学校,不仅成为广州美术学院的珍贵藏品,更是学校院系从成立到发展脉络的重要梳理及体现,为美术界留得一份完整的、宝贵的个人藏品和文献。所以,“行健——潘行健艺术研究暨捐赠作品展”不仅仅是一个成绩卓著的老艺术家创作历程的回顾展,更是一个学校院系发展历史的梳理、研究的文献展。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用三层展厅进行展示,一楼、二楼展厅展出潘行健个人版画及速写,分为启承、深化、拓展三个部分,作品展出的各个部分相应配合以大量速写和文献。三楼展厅则是潘行健的教学传承部分,这部分包括艺术家与师辈、学生及院系建设的关系梳理。通过口述史和历史文献生动呈现艺术家所置身的教育环境以及与师生们的学理关系,以一个个案串联起一个颇具特色的教学和系科发展的脉络。从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梳理出潘行健由受苏派影响的现实主义创作到改革开放时期接受新思潮而进行现代变革的全过程。  1940年,潘行健生于广东。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是他求学和任教的阶段,他较早就接受了正规的美术训练,广州美术学院建立附中的教育模式来自于前苏联。潘行健作为中南美专首届附中生后又成为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的首届生,从踏入正规艺术教育的门槛开始,就直接受到了苏联美术教育模式的影响。扎实的素描基础和写实能力是苏联美术教育的基础,这样的教学理念一直贯彻于当代美术教育之中,从美院附中到本科的教学都一直以此为开端,使得潘行健在造型、材料语言和艺术方法论方面都建立起了重要的基础。  踏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潘行健的创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多产的80年代,他的作品交织着不同题材线索,一是有关孩童的《啊!大海》《母亲情》《童年》,以不同的人物形象、语言材料和表现手法展现了那种感同身受的亲情质感,并给人以隽永的想象空间。另一则是水乡与山城的景象呈现。水乡的温润柔美与山城的劲峭挺拔通过不同的笔线和制作手法表达得淋漓尽致,《水乡世家》《山城印象》便是这方面的代表。  九十年代因为担任领导职务,潘行健的创作陷入低产期,但他后期作品中极具代表性且反复研磨的两个系列:《土地》和《立交》,都萌生于这一时期。《土地》以背着犁头的农民背影隐喻改革开放大地上“民族脊梁”的缩影;而“立交”则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典型象征。  潘行健说:“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90年代我的艺术状态,我想应该是:思考、积淀、酝酿。”  二十一世纪以来,潘行健进入了另一个高产期,他将《立交》作为城市现代化的精神符号,不断地变换其结构和线条的组合,逐渐地,他的画面引入“风筝”和“飞鸟”,为刚性的结构添加了灵动和柔性的情感因素。在版画技术上,他也走向了一种开放的复数概念,以图样套印的方法使得《立交》的图式处于不断的流变当中,甚至还将图像转印到报纸等其他媒介上。(雷爱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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